有时踢球
2003-12-18, 09:28 PM
二十三岁那年，我大学毕业来到湖北襄樊。在铁四局的某个段里很不要脸面的窃据了一个工程师的名号。至今我也能想起工人们礼貌而绝不亲近的叫我X工，那时我颇有点毛骨悚然，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已经自修了葵花宝典，后来回想起来，我在三个月后就逃离这个三国时的战略重地，工人们对我的礼貌不是没有影响的，其实，我倒希望他们连名带姓的喊我。X公，听来倒象是去势手术不彻底的味道。
工程队的生活其实是乏善可程的，几十个正当青壮年的小伙子，每天就是挖土方，运土方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别的事。晚上坐在老乡的房顶上吹大牛，几十里地外都能听到我们所长在用正宗的北京口音骂，XXX，我操你妈，你他妈的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所长身材矮小，留两撇酷似鲁迅的胡子，骂起人来，字正腔圆，那些粗话从他嘴里象铜豌豆一样一个个的往外蹦。那年他是我最佩服的人，我常常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复习所长的精妙语言，但直到我走了，也只能把一个滚字练的稍得其中三昧，于是到现在都引为遗憾。
98年7月到9月间，我几乎总是奔走在襄樊和赤壁的铁轨上，随着隆隆的车声漫无目的张望着。期间被盗两次，被抢劫一次，所幸的是因为穷困，每次的损失都很小。当我在早晨6点多醒来，伸展因为长时间被压而变的僵直的手臂，迎面遭遇了一对情侣幼雏一样的目光。我一下就跳了起来掏摸口袋。果然，我的牛仔衣内袋被割了个口子，三十多人民币和证件全部阵亡。小偷的技术很好，丝毫没有惊动我，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太累了，即使把我装个口袋卖了大概也不会醒来。我颓然坐下，心里无比沮丧，98年工程局的工作证的最大功能就是可以花一块钱坐上任何一趟列车，那时我吃免费午餐的兴奋还没过去，丢失证件的打击就相对来的比较重一些。对面的情侣从我醒后就一直搂抱在一起，坚定不移的用受惊的眼神看我。我忽然乐了起来，产生了说话的兴趣。你们看见小偷掏我包了？我问他们。那个年轻女人轻轻抖动了一下，坚决的摇头，似乎根本不愿意和我说一句话。我翻翻眼睛，把头扭向了窗外。
江汉平原象我后来在列车上看到的华北一样一望无际，襄樊的土地上大片大片的芝麻田，九月的太阳下沉甸甸的垂着头，天空蓝的懒洋洋的，下午是某种致密的物质，粘稠无比。我曾经想到春节回家的时候带上一瓶芝麻油，但是马上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，也许我根本就呆不了那么久。
工程队在赤壁的汪家堡造车站。两辆挖掘机趴在土坡上无精打采的，队里那台俄罗斯的推土机在坝上威风凛凛，发动机不时强烈的抽动，发出巨大好听的声音。所长不知道去了哪，我站在太阳地下手足无措，手里的塑料袋里装着4个挖掘机的滤芯，12个小时以前在襄樊的车站我丢了4个，队了留守的老修理工打开仓库的门，拿出备料，我担心的问会不会挨批，他笑笑说不知道，然后声音干燥的补充了一句，800多块啊。
茅草堆里钻出两个挖掘机的司机，一边拉着裤裆的拉链一边嘻嘻哈哈的走下土坡。我迎上前去，扔给他们一人一根相思鸟。这是种湖南出的劣质烟，不知道怎么打进了湖北的市场。我问他们队里的驻地在哪，他们扭扭头朝两百米外树丛遮掩的村子歪了歪嘴。所长去段里了，队里人都不在，X工，你还是跟我们挖泥吧，他们忽然笑了起来，也许是因为觉得挖泥这个词用的很调皮。我说我尿憋死了，得先放松放松。后面，天然厕所。两个人又哈哈的大笑，我边走边想，这帮人，什么事这么乐。
坐在挖掘机里颠了一个下午，所长出现了。我心里惴惴的走过去。他毫不在意的问怎么晚了一天才来。我说被偷了，丢了四个滤芯。所长啊的一声挑了挑眉毛，嘴向一边歪着笑了起来，乖乖，800多呢。我站在那一声也没敢吭。他冲我摆了摆手，操，没事，走，吃饭去。忽然他想起了什么，回过头来喊那几个司机，XX，队里还有床没。他们都说没了。所长乐了起来，对我说，那你怎么办，回襄樊还是呆在这。我想了想几百公里外那几个成天站在地沟里捣鼓车子的老头，说，我还是呆在这吧。那行，晚上给你在我床下加块木板，你就睡那。
汪家堡的村民很快做起了我们的生意。一个下午的工夫，楼下的空地上就多了个木头棚子，一根电线从十几米外弯弯曲曲的拉过来，烈日下象一条委靡的蛇。到了晚上，搬台VCD和电视机，工程队里的工人们就开始整夜的OK。只是歌少的可怜，流氓犯迟志强的一盘，在加一盘打工歌曲，三个工人坐在那轮换着唱，我和别的人在一旁抽烟废话。村里的少女和孩子们笑嘻嘻的围着，他们日出喂牛，日落看看电视，大概从没这么热闹过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噗嗤一下笑了出来，这倒和城市里的KTV相去不远了，有几个钱的男人五音不全的干嚎，还有少女陪在身旁。工人们马上就来劲了，挥舞着手不屑的说，这哪能比，去年我们在新化，理发店直接开到工地上，都是四川，湖南的妹子。说到妹子的时候他们特意用了湖南腔，那时听来非常新奇。
卡拉OK的新鲜很快过去，天天坐在老乡的房顶上，牛皮也快吹完了。有人开车回了趟襄樊，拉了台VCD和电视过来。黄昏的时候，一群人吃了晚饭就开着解放去了县里。不知为什么，站在解放的货厢里，我忽然想起了读中学时，几个死刑犯游街的场面，他们神情木然，全副武装的士兵罗列周围，车子开的非常缓慢，道路上挤满了放学的学生们，肩膀碰着肩膀。98年9月，我和工人们站在车厢里，不时低头躲开道旁树的枝叶，忽然就觉得非常悲伤，怎么也不能抑制。
租碟的时候他们张口就问，有没有顶级片。我拉了拉一个工人的衣服，悄悄的问，顶级片是什么。他说就是全脱光，没情节乱搞的那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凑上前去看店里陈列的碟片，挑了两盘很文艺的付了押金，心想这样倒好，等他们看完了我一个人对着电视慢慢当我的文艺青年。有人挤眉弄眼的说，要带坏小孩子了。我冲他笑笑，这有什么，早看过了，没劲透顶。一群人就在店里哈哈大笑。
黄色电影也就那样，两个妖精打架，翻过来覆过去的展示各种体位和性能力，96年的冬天我跟着同学看了看，从此失望，再也提不起强烈的兴趣。我坐在最后，与其说在看片子，倒不如说在看他们。工人们盯着屏幕，间或抽根烟，扯上几句，有人在静默中悄悄的吞咽口水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。我忽然厌烦极了，站起来来回走动，那两张文艺腔的片子躺在桌上，孤零零的如同被遗弃的怨妇，然而，VCD的时间清楚的显示，他们的顶级片还远远没完。
一点多的时候，妖精们打完架了，工人们哄哄的起身揉眼睛，三三两两的去了各自的房间。我从门外进来，拿起碟片正想放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工人拦住了我，大大咧咧的说，X工，你那片子不好看，我再看一遍。
好吧，这些欲望不能发泄的家伙，我默默的爬到所长的床下我的木板上，懊恼的想起白付了租金。
工程队的生活其实是乏善可程的，几十个正当青壮年的小伙子，每天就是挖土方，运土方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别的事。晚上坐在老乡的房顶上吹大牛，几十里地外都能听到我们所长在用正宗的北京口音骂，XXX，我操你妈，你他妈的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所长身材矮小，留两撇酷似鲁迅的胡子，骂起人来，字正腔圆，那些粗话从他嘴里象铜豌豆一样一个个的往外蹦。那年他是我最佩服的人，我常常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复习所长的精妙语言，但直到我走了，也只能把一个滚字练的稍得其中三昧，于是到现在都引为遗憾。
98年7月到9月间，我几乎总是奔走在襄樊和赤壁的铁轨上，随着隆隆的车声漫无目的张望着。期间被盗两次，被抢劫一次，所幸的是因为穷困，每次的损失都很小。当我在早晨6点多醒来，伸展因为长时间被压而变的僵直的手臂，迎面遭遇了一对情侣幼雏一样的目光。我一下就跳了起来掏摸口袋。果然，我的牛仔衣内袋被割了个口子，三十多人民币和证件全部阵亡。小偷的技术很好，丝毫没有惊动我，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太累了，即使把我装个口袋卖了大概也不会醒来。我颓然坐下，心里无比沮丧，98年工程局的工作证的最大功能就是可以花一块钱坐上任何一趟列车，那时我吃免费午餐的兴奋还没过去，丢失证件的打击就相对来的比较重一些。对面的情侣从我醒后就一直搂抱在一起，坚定不移的用受惊的眼神看我。我忽然乐了起来，产生了说话的兴趣。你们看见小偷掏我包了？我问他们。那个年轻女人轻轻抖动了一下，坚决的摇头，似乎根本不愿意和我说一句话。我翻翻眼睛，把头扭向了窗外。
江汉平原象我后来在列车上看到的华北一样一望无际，襄樊的土地上大片大片的芝麻田，九月的太阳下沉甸甸的垂着头，天空蓝的懒洋洋的，下午是某种致密的物质，粘稠无比。我曾经想到春节回家的时候带上一瓶芝麻油，但是马上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，也许我根本就呆不了那么久。
工程队在赤壁的汪家堡造车站。两辆挖掘机趴在土坡上无精打采的，队里那台俄罗斯的推土机在坝上威风凛凛，发动机不时强烈的抽动，发出巨大好听的声音。所长不知道去了哪，我站在太阳地下手足无措，手里的塑料袋里装着4个挖掘机的滤芯，12个小时以前在襄樊的车站我丢了4个，队了留守的老修理工打开仓库的门，拿出备料，我担心的问会不会挨批，他笑笑说不知道，然后声音干燥的补充了一句，800多块啊。
茅草堆里钻出两个挖掘机的司机，一边拉着裤裆的拉链一边嘻嘻哈哈的走下土坡。我迎上前去，扔给他们一人一根相思鸟。这是种湖南出的劣质烟，不知道怎么打进了湖北的市场。我问他们队里的驻地在哪，他们扭扭头朝两百米外树丛遮掩的村子歪了歪嘴。所长去段里了，队里人都不在，X工，你还是跟我们挖泥吧，他们忽然笑了起来，也许是因为觉得挖泥这个词用的很调皮。我说我尿憋死了，得先放松放松。后面，天然厕所。两个人又哈哈的大笑，我边走边想，这帮人，什么事这么乐。
坐在挖掘机里颠了一个下午，所长出现了。我心里惴惴的走过去。他毫不在意的问怎么晚了一天才来。我说被偷了，丢了四个滤芯。所长啊的一声挑了挑眉毛，嘴向一边歪着笑了起来，乖乖，800多呢。我站在那一声也没敢吭。他冲我摆了摆手，操，没事，走，吃饭去。忽然他想起了什么，回过头来喊那几个司机，XX，队里还有床没。他们都说没了。所长乐了起来，对我说，那你怎么办，回襄樊还是呆在这。我想了想几百公里外那几个成天站在地沟里捣鼓车子的老头，说，我还是呆在这吧。那行，晚上给你在我床下加块木板，你就睡那。
汪家堡的村民很快做起了我们的生意。一个下午的工夫，楼下的空地上就多了个木头棚子，一根电线从十几米外弯弯曲曲的拉过来，烈日下象一条委靡的蛇。到了晚上，搬台VCD和电视机，工程队里的工人们就开始整夜的OK。只是歌少的可怜，流氓犯迟志强的一盘，在加一盘打工歌曲，三个工人坐在那轮换着唱，我和别的人在一旁抽烟废话。村里的少女和孩子们笑嘻嘻的围着，他们日出喂牛，日落看看电视，大概从没这么热闹过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噗嗤一下笑了出来，这倒和城市里的KTV相去不远了，有几个钱的男人五音不全的干嚎，还有少女陪在身旁。工人们马上就来劲了，挥舞着手不屑的说，这哪能比，去年我们在新化，理发店直接开到工地上，都是四川，湖南的妹子。说到妹子的时候他们特意用了湖南腔，那时听来非常新奇。
卡拉OK的新鲜很快过去，天天坐在老乡的房顶上，牛皮也快吹完了。有人开车回了趟襄樊，拉了台VCD和电视过来。黄昏的时候，一群人吃了晚饭就开着解放去了县里。不知为什么，站在解放的货厢里，我忽然想起了读中学时，几个死刑犯游街的场面，他们神情木然，全副武装的士兵罗列周围，车子开的非常缓慢，道路上挤满了放学的学生们，肩膀碰着肩膀。98年9月，我和工人们站在车厢里，不时低头躲开道旁树的枝叶，忽然就觉得非常悲伤，怎么也不能抑制。
租碟的时候他们张口就问，有没有顶级片。我拉了拉一个工人的衣服，悄悄的问，顶级片是什么。他说就是全脱光，没情节乱搞的那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凑上前去看店里陈列的碟片，挑了两盘很文艺的付了押金，心想这样倒好，等他们看完了我一个人对着电视慢慢当我的文艺青年。有人挤眉弄眼的说，要带坏小孩子了。我冲他笑笑，这有什么，早看过了，没劲透顶。一群人就在店里哈哈大笑。
黄色电影也就那样，两个妖精打架，翻过来覆过去的展示各种体位和性能力，96年的冬天我跟着同学看了看，从此失望，再也提不起强烈的兴趣。我坐在最后，与其说在看片子，倒不如说在看他们。工人们盯着屏幕，间或抽根烟，扯上几句，有人在静默中悄悄的吞咽口水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。我忽然厌烦极了，站起来来回走动，那两张文艺腔的片子躺在桌上，孤零零的如同被遗弃的怨妇，然而，VCD的时间清楚的显示，他们的顶级片还远远没完。
一点多的时候，妖精们打完架了，工人们哄哄的起身揉眼睛，三三两两的去了各自的房间。我从门外进来，拿起碟片正想放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工人拦住了我，大大咧咧的说，X工，你那片子不好看，我再看一遍。
好吧，这些欲望不能发泄的家伙，我默默的爬到所长的床下我的木板上，懊恼的想起白付了租金。